徐毓枬是上海人，当时还留在上海，我去找他，以后就做了他的研究生。

他们以此引导我们来混战一场。对于前者，经验不足，需要总结经验教训，端正前进道路。

几年前他们在北京开会时，我就讲过转轨国家的提法不妥当。不能让这些错误思潮把人们的思想搞的乱七八糟、六神无主，不能让这些错误思潮把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引入歧途，像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、公开化所导致的灾难后果那样。我历来对转轨国家的提法有保留意见。不知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。他的人民社会主义具有五个特征：（1）以民为主。

现在，不讲社会主义的少了，任意解释社会主义的东西多起来了。因此，我们不能稀里糊涂地人云亦云，把中国也说成转轨国家，即把以公有制为主体转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。符合社会主义方向，讲得越多越好，包括市场经济。

这本来就是个‘引蛇出动之计，果然，孙冶方赤膊上阵了。邓小平讲，反对改革是少数，赞成改革的占百分之九十九。所以，即使为了他们的利益，也要强调公共利益，强调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。此项任务下达的时间很紧，但我仍希望能在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中完成，在不增添您精神负担的情况下努力做好此项工作。

我现在年纪大了，该休息休息了。改革使大多数人生活得更好，为什么不支持改革呢？ 当然会拥护改革。

您提出这些观点，也是负责任的，完全是一个真正有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，抛开了个人恩怨得失。1961年，平衡组还在杨坚白的带领下赴辽宁，调查大跃进以来农轻重比例失调问题，促使我们思考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。在更多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最大决心，作最大努力转到这条轨迹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大力提高这种理论研究风气。当助教，虽然钱少，但比穷学生要好些。

后来新中国成立，选拔去苏联留学，也是陈岱老、南汉宸面试的。那么，我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呢？ 很显然，我们之间不在意气之争，而是有不同阶级立场。计划应是指导性的，主要调节宏观层次，市场主要调节微观层次。先是看别人的，试探着改，后来看着自己的改。

公有制为主体、共同富裕这两条，缺了哪一条都不是社会主义，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是这个社会主义。大学回忆 【桁林】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，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，培养了很多人才，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现象。

那也是错误的做法，不能一卖了之。后来，适度从紧作为一项重要的中长期宏观调控政策写入了党的决议。

这些在学术上都是不好的风气。抓民生、抓分配固然重要，财产关系更加重要，所有制是决定因素，还得要抓所有制。结果，孙冶方很有兴趣，我也很有兴趣，相互之间是很默契的。当时改革之风已经吹起来了， 三中全会谈到了经济体制改革，改革风潮已经有了，虽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，但是， 用行政办法还是用经济办法，这个问题可以公开讨论了。时直今日，美国财富还在集中，这不是我们的正道。是问题本身牵动大家思考，有很多人关心，在寻找答案，因而才会掀起风波。

批判不单指着杨坚白，矛头还指向了孙冶方，因为孙冶方支持杨坚白。我对于企业改革研究的最后一篇文章见于2002年在加拿大的演讲，之后没有再写，我在注意观察、思考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

主张和平、走改良主义道路，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也不完全否定，但不能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，不能牺牲公众利益。对年轻人的寄语 【桁林】您对年轻学子有何寄语？ 【刘老】踏踏实实，勤勤恳恳

进入 刘国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改革 。现在有这样的力量、有这样的能力逐步解决贫富差距。

有人说您反对改革、反对市场经济。当然，西方经济学是需要，问题在于它要成为我们的主流，要取代马克思主义。现在有人在社会主义上做文章，混淆视听。同样地，他们编这本书，也不是为了支持我，而是要支持正确的意见，支持正确的改革方向，不能走私有化、自由化的方向，我们就是反对私有化、自由化。

事实胜于雄辩，后来的事实此文的观点是正确的。不能像炒股票一样，把某个人的学术水平人为地炒高，名气炒大，这是虚假的、站不住脚的。

后来，东欧、日本、印度、英国有人专门研究我的再生产理论思想，把这些东西当作经济增长的模型，重新表述并画了很多图表。通过总结治理通货膨胀、通货紧缩成功经验，最后得出中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个结论。

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面。邓小平思想许多地方都强调这一点。

他不但编了这一本，还编了《郎旋风》。但是，我们这些次要分子不久就落实了政策，而孙冶方被揪入狱。这段时期，我主要是参加计委综合局和研究室的调研，搞了大量的调研，如到华东数省、中南数省调研，到罗马尼亚、南斯拉夫考察。周总理说回来再搞运动吧，这样整个学部都回到了北京，又搞了两年政治运动。

原来是几头小猪，越养越多，猪多了劳神得很。从杨坚白1963年的那篇《论生产价格》一文开始，那篇文章是他和何建章写的。

这些我都参与了，推动我国开展数量经济研究和数量经济学科的发展。您能否也简单地谈一谈？ 【刘老】1978年我写了《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》一文，文章是写在三中全会之后、六中全会之前。

后来我就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当助教了。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是邓小平，不是别人。